我站在这个穿着西装不懂中文的日本小子面前，把一盘小小的录影带交给他。

我已经忘了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，稀里糊涂的思维里一直有三根虚拟式的指针，第二根告诉自己必须到这儿来。

“梁先生”说话的是旁边站着的翻译，戴着一副银边眼镜，应该是个日本华裔，“真的只有录像带吗，照片胶卷真的丢失了？”

我只是用点头来回答，道：“记住给宋…宋先生药。”

“放心”四眼翻译跟日本小子嘀咕了两句，然后对我道，“答应过的事我们一定办到”。

随后这个我应该知道名字可就是想不起来的年轻日本人走近两步，伸手竖起大拇指，“梁桑，斯郭矣迭斯！待莫…奥多桑多奥尼桑…”

不知怎么他眼眶有些发红，对翻译说了一句什么，然后这四眼就对我讲：“池田先生想要梁先生口袋里的语录作为纪念，不知可不可以？”

这日本小子的眼睛还真尖，我笑了笑，抬左手把残破的上衣袋里只剩下半本的小册子掏出，索性把夹在口袋上已经乌黑的钢笔也狠狠拔下来，一并递了过去。

“阿里嘎多过达矣麻兹”他接过东西，朝我深深鞠了一躬，其实我另一边的口袋里还有一样东西，但直觉告诉自己不要给他。

“梁先生治伤的费用由我们出，尽管放心。”翻译说道，我却朝他摆了摆手：“不需要，只想借这里的盥洗室清理一下，多谢。”

翻译把话转给日本人，他马上伸出一只手，“多佐！”

他指的是屋外院子的另一边，盥洗室和居住房间分开，我刚进来时就注意到了。

我真的把自己洗漱了一遍，至少去掉一点臭味，只是没打算再回去见那两个人，重新穿好破烂不堪的蓝布衫后，我立马推开另一侧的窗户翻了出去，离开了这个涉外招待所。

我一口气走出去好几里远，在一盏亮着的路灯灯光勉强能顾及到的地方停下，没错，现在其实不是白天，而是半夜。

此刻浑身这副狼狈样子，显然是不能大白天在外头活动的，加上脑子时不时就会抽动，把记忆搞得一团糟，我从屁股兜里抽出一页报纸，上头日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，1969年8月31日。

我还记得自己从九江出发，具体干了什么不清楚，为什么会认识那叫池田的日本人也想不起来，只零碎记起有个关系亲近姓宋的人需要尽快救，条件是用录影带交换，可那朋友全名也忘了，我可以让那日本人告诉一切，但不想被他发现自己患了阶段性的失忆症。

而且不知怎么，我总觉得这小子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稚气，相反眼神深处藏着一股邪性，即使眼眶红润时也一样，当然，那不关我的事。

不过和他会面好歹让我知道了自己姓梁，接下来必须去弄套完整的衣服让外貌看上去正常些，这年头被人怀疑打架斗殴干了坏事后果是很严重的。

所以这条不大的路是个伏击的好地方，直到两天前才确定在这里动手。我等了一会儿，瞅着远处有个人踏着自行车过来，退后几步隐入黑暗中，等他到了这里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箭步窜过去的我一掌切在侧后颈上。

他一声没吭就软瘫下来，“对不起同志”我淡淡说了一句，手切得当然不重，确保这男人昏迷十几分钟就行。我将他身上的蓝布衫白衬衫和长裤都扒拉下来，现在还是夏天，把里边的背心裤衩儿留下就可以，然后连人带车都搬到路旁灯光照不太到的地方摆好。

这年头自行车是贵重物品，这人应该也是攒了不少时间的钱才买的，所以我不会把车骑走。蓝布衫口袋里竟然有两张大团结，我只拿了一张，够花一段时间的了，然后把另一张塞进他内裤的皮筋里，长裤兜里还有一串钥匙，我取出放在这男人的肚皮上，做完这一切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