贪邪，汗若谴之即褫贝勒大臣之职，贝勒大臣能自保其爵乎？民违贝勒大臣之法度，行盗贼奸宄强暴悖乱之事，贝勒大臣若遣之，则荧祸及身也。奴违主命，不敬谨效力，而为盗贼奸宄强暴之事，受其主责之，则刑戮相随也。尝闻古籍有云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。秉忠善之心而失者无，怀耶恶之念而逞者亦无。故自上而下，凡秉忠善之心而行者，福必积矣。福大岂有不致善之理乎？凡怀耶恶之念而为者，罪必集也。罪大岂有不遭殃之理乎？凡诸申、汉人、蒙古，皆应去耶恶，存忠善。自汗、贝勒乃至刍荛之丁，运水之妇，祸非外来，皆由自致也。何则，汗与贝勒乃天所授，如不修道行善，以副天意合人心，乃存小人之心，则天必谴之，基业废矣天大臣乃汗之所授，如不能以所委之事，竭尽忠勤，乃存耶辟怠慢之心，则汗必罪之，其身败矣。刍荛之丁，运水之妇，如不违其主，敬谨尽心效力於所委柴薪运水之事，则其主又以何罪之？若不尽心效力而怠顽违抗，其主生怒则必将罪之矣。所谓凡人之祸，皆由自致者，此也！”

要知道明王朝初期的军队也是将门模式，但是在明王朝体系里，将门模式只管军队，不管民政体系，将门模式的落后性只限制在军队体系内。即便如此，这还得是朱元璋、朱棣本事大，镇得住场面，可他们死后没多久，卫所体系就开始出现各种问题，军户变成农奴后大量逃亡，卫所体系战斗力严重下降，野猪皮的辽东不过是历史的重演——加上野猪皮把将门模式当成了政权的部，所以造成的破坏要严重了不知道多少倍。

更要命的是野猪皮无论是个人品质还是能力远不如朱元璋、朱棣父子，野猪皮的几个措施不让汉民卖粮食，低价收购汉民粮食高价卖出、强制迁移汉民集中居住导致大量耕地抛荒等一系列措施，把原本就已经一团糟的经济推向毁灭。

还更蛋疼的为后金反洞政权效力的汉奸官员，他们连祖宗都不要了，更加不可能按圣贤书的要求廉洁奉公——要知道，朱元璋tu杀起腐败官僚来，那凶狠度达到了“剥皮实草”的恐怖程度，即便如此朱元璋依旧不满意，而野猪皮却不得人心，没得选择，只能选择使用这些毫无底线的汉奸。因此这些人和相当一批“诸申”勾结在一块，仗着野猪皮八旗强盗集团的淫威中饱私囊，这就更加加重了饥荒的严重程度。

八、毛文龙花样做死三从到大tu杀下

经济崩溃了，粮食卖毒品价。对几百万辽东汉民的伪化失败了，接近断粮的辽东汉民，他们的眼里只有对大曰本蝗军，哦不，八旗太君的刻骨仇恨。大辽东共荣圈的维持会建设失败了，各级汉官被东江镇渗透，即便没打算反叛也人心惶惶，更有些如刘爱塔刘兴祚之流，暗中为自己谋划后路，这些汉官已经谈不上对自己忠诚，他们的区别只是马上反抗，还是再观望一阵。

按照野猪皮原本的野望，自己手里二三十万女真诸申，几万八旗“铁骑”就能把大明朝这个庞然大物打得丧师失地，一旦完成对辽东这个胜利果实的消化，建立维持会，将五六百万汉民奴化伪化，按20民养一兵的模式，刷出30万黄鞋军，大曰本帝国，哦不，我犬清就能席卷中国，灭掉老朱家，建立起王道乐土，哦不，汗道乐土……

理想是丰满的，现实是骨感的。该死的毛文龙老跟自己拆台捣蛋，该死的辽东汉民不肯当自己的狗奴才，一个不留神就跑掉大半，剩下的也饿得半死不活，接近断粮的辽民几乎是随时可能拿起棍棒反抗的定时炸弹——辽民彻底断粮的瞬间，就是辽民总爆发的时刻。如果说天启元年毛文龙偷袭镇江时的辽东是片一点就着的干草地，那么此刻的辽东根本是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，一个应对不慎，八旗太君就会被炸得渣都不剩。

天启四、五年的时候，正是后金那边辽民反抗、逃亡得最激烈的时候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毛文龙提出他要“二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