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判断。

旧时代的联邦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，观察西历14xx年代的未成年犯罪记录，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，身处社会中间阶层的大多数家庭、个人之后代，他、或者她的名字，几乎不会出现在犯罪登记列表上。

而位居社会顶层与最底层家庭、个人的后代，成长过程中的犯罪率则相对更高。

这一趋势，与自己的切身感受相当符合，原因却不在于某些麻瓜所宣称的“穷诈、富养仁义”，更不在于“有钱人的孩子都是混账”。

本质上的原因，其实，与旧时代人类文明的一切问题之根源，别无二致，

就是个体经济地位的悬殊差异。

在一个理想的平等社会中，绝大多数现存问题，根本不会出现，而这种理想化的社会，存在前提，就是社会中每一个体的经济地位之平等。

“没有经济上的平等，其他任何平等，都是空话”，这是一针见血的箴。

经济上的平等，催生出社会其他层面的平等，反之，没有经济体制的保障，实行资产主义体制的联邦也好，亦步亦趋的西大陆列强也罢，任何平等都无法真正存在，“法条面前人人平等”之类口号，也只能是一句空话。

原因，不自明，对某些聚敛财富、掌控权利的个体，倘若这种优势，无法投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轻易为自己脱罪，

这种经济地位的优势，又有什么用，难道只是账户上的一串数字吗，

那还有谁会不惜一切的去追求。

经济地位的优势，或者，经济地位的劣势，是联邦社会中未成年犯罪的一体两面。

社会顶层、有产者、统治阶层的子女，倚仗这种优势，不论父母、还是少年本人，都心知肚明，即便这未成年犯下严重罪行，也完可以减轻、甚至逃脱制裁，长此以往，一个个都会有恃无恐，视法条为空气。

更不用说这些少年的父母，可想而知，本身也在利用这种优势，

恣意践踏法条，这种活生生的教学案例，就摆在少年眼前，学起来真的是很容易。

另一方面，位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之子女，则必须面对经济极端窘迫，人生成长之路遍布艰辛的残酷现实。